国经中心“经济每月谈”第十一期发布会文字实录(7)

国家统计局国际中心：

首先，感谢四位专家的精彩演讲。请问张燕生所长，第一个问题，本轮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的原因是在欧债危机的爆发先形成的，欧债的危机愈演愈烈，这对中国的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会不会导致中国经济二次探底？第二个问题，请傅所长，上个月“金砖四国”在巴西召开了首脑峰会，请问“金砖四国”四个国家作为发展中大国，他们的竞争关系更起主导作用？还是这种经济的互补性占主导地位？还是竞争性更占主导地位？这种会晤的机制，除了首脑会晤之外，会不会在其他的各个成员之间有更多的定期会晤机制产生？谢谢。

张燕生：

关于欧债是否会蔓延下去，我们希望它不会蔓延下去，我们希望它通过1100亿欧元的希腊救助机制和7500亿欧元的欧洲稳定机制，通过这两个机制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希望能够把欧债危机能够控制住不要继续蔓延，把更多的国家拖下水。事实上我个人问自己的问题就在于，有没有可能希腊是一个倒下去的。第一个倒下去的，在全球的主权债链条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倒下一位，会不会有第二个倒下去，会不会有大块都倒下去，会不会出现发达国家整个的财务状况都不好，美国的财政赤字占GDP12%，日本的比例超过了29%，你会发现整个发达国家的财政状况都不好，这债务链会不会发射蔓延，核心的问题是这场危机还没有完。第一个爆点是IT方面；第二个爆点是在美国次贷方面，主权债方面。

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如果这个风险点没有爆破，得到有效控制，它对世界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各国会使风险点不会爆破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各个国家的财政都会出现程度不同的紧缩。我们知道世界主要国家的财政紧缩对世界就意味着是一种“双退”，私人消费、私人投资，不好；如果公共开支再不好，如果靠出口外需，外需贸易摩擦再打起来，我个人借的这个前景是不容乐观的。我们希望它不要蔓延的太厉害。我的问题是不蔓延太厉害，风险点会迟早爆发，可能是今年、可能是明年，因为这种危机带来的长周期的失衡，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去年进出口拖累我们GDP出口是3.9个百分点，一季度进出口拖累我们GDP是1.2个百分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拖累我们对进出口的影响会不会大于去年？我们说，不会。如果相当于去年三分之二，也要忽略GDP2.7个百分点。因此，我们觉得对我们的影响并不是致命的。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如果是我们的GDP减去欧债的影响，能够保持在8.7到9.2GDP增长的程度，实际上并不是非常坏。

傅梦孜：

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我简单回答一下，最近可能会注意到“竞争性”这个词有点变化，在小会上我们非常讨厌这个词，把我们当作战略竞争对手，我们没有这么高，实际上抬高我们了。但凡是把我们当成竞争对手的，在这次经济对话里我们会发现一个词“竞合”，竞争和合作关系，我们自己也长大、长高、长强车模颐且怖斫馐澜缡怯芯赫叵怠

关于金砖四国，这是合作的一个新的平台，去年峰会上罗马尼亚非常高兴，没有想到中国对金砖四国的会议如此重视。我认为，这四国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四国里尽管有国情、人口观念的一样，但还有一些点可以予以合作。巴西是一个资源型国家，中国选择的是一种有自己特色的道路，跟印度不完全一样。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崛起的国家对资源是油需求，中国的这种模式对印度也是有利益，也是得以借鉴的。所以在发展道路的选择和经验的交流上，金砖四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傅梦孜：

另外，互补性大于竞争性，项目的合作也大于竞争性。金砖四国也有切实的合作，这点可能不容易。更多是制度上的合作。它的机制如何演化？南非还想加入，这是有一点变化。要搭建机制，在某些方面整合一致的话，需要有专门功能性的会议进行探讨。当然，在G20之前，金砖四国出现的话，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现在金砖四国的成员也是G20的成员，影响不是那么突出。它的合作领域还有其他的途径，中国的事情也不一定要拿到金砖四国里谈判。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一起研究。但我认为具体功能性的机构应该是在考虑之内。谢谢你的问题。

陈永龙：

我补充一句话，这完全是我个人看法。所谓的机制是别人强加的，但对于我们在国际上怎样战线自己的形象、维护我们的利益，应当说是很发挥作用的。我个人把它理解为，道义和利益的结合。因为在过去大舞台上，中国已经是一个主要演员，但主要演员不只我一个，但为了在这个舞台上维护自己的利益，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这在成长过程中有很多共同语言，大家都是成长的青年，有共同的语言。这样说吧，80后、90后可能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和老人可能没有太多共同语言。

解放日报记者：

请问杨院长，我们这次看中美经济和战略对话在经济层面谈得比较多，而在战略层面似乎是温故而不知新，您怎样看待这一情况？

杨洁勉：

谢谢你的提问。我想，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有重合的部分，也有不重合的部分。经济是比较实在的，这对我们中国来说，我们处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从今天大家提问上来看，也是集中经济的比较多。从我们对话的领衔来说，我们也是王岐山副总理和戴秉国国务委员，美国是全球的霸权大国，是希拉里和盖特纳。我觉得战略对话中已经超越了思想和战略政策推进的过程，其实已经进入了比较实在了。但因为战略问题的宏观性、复杂性、前瞻性在这些表述的语言方面，就不如经济上有26项。我觉得不是说是温故多，我觉得温故而知新，我觉得“新”的方面有三点：第一，为中国和美国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样一个具有独创性的平台起到了制度化的巩固和发展，这个意义怎么样强调都不为过。美国方面甚至说，美国的内阁一大半要临时关门搬到中国来。这个意义在全世界是非常巨大的，也是实在的。中国的政策也非常强大，而且讨论的内容非常深刻，中国大概同一些主要国家和一些重要国家、友好国家有20来对战略对话，而其中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最为广泛的，最为深入，也是对当前国际体系制度的改革和建构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这样的战略对话里，对当前世界上的重大政治安全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比如说这次会议上我们就在朝鲜半岛形势上有一个很突出的沟通以及交锋。而且应该是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而为了这次经济战略对话以及其他，在此之前，我们中美两国以及其他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对伊朗核问题上也进行了碰撞、磨合和达成了妥协。同时也提出了中美两国今后在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重要地区以及议题问题上进行讨论，我认为这也是很重要的。我想讲，中美两国的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同样重要，也就是我在开场时所说的，经过30年以后，恐怕中国成长起来以后对战略方面的关注会更多，反过来，从政治制度、战略上保证我们的经济发展。谢谢！

魏建国：

因为还有很多要提问，由于时间关系，现场提问互动就到此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台上的四位嘉宾的精彩演讲和回答，给我们上了一堂很好的课。我们也感谢在座的各位媒体朋友，以及我们参会的各位朋友，今天经济每月谈到此结束。下一次是第十二期，欢迎大家下个月再见。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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