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中国资本市场是以孙中山为首的政治力量,大银行家虞洽卿代表的民族金融业,以及张謇等大实业家代表的民族工商业共同推动的结果。它从一开始就体现出市场自组织的巨大魅力,在一个碎裂的中国,在金融财税都被列强垄断的上海,在内外交困的逆境里,为民族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没有资本市场,抗战前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或许要暗淡不少。
近代的中国资本市场同样也有灰暗的一面。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后很快获得不菲的利润,其后一年,仅上海一地竟然冒出140多家交易所,信托公司也达到14家,投机风气甚嚣尘上。有人套取银行、钱庄资金炒股,以至于市面资金紧张;有人利用资金优势,造谣、坐庄、对敲无所不做,直接操纵市场;还有人利用政府关系提前获知内幕信息,大发横财。这场闹剧很快因担忧风险的银行收紧资金而迅速崩盘,原本140家交易所一年后仅剩下十几家,信托公司也只有一两家幸免。
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内战所需大量发行公债,一度成为交易所最主要的交易品种。这些公债的目的仅仅是填补军事消耗而不是发展经济,对于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有百害而无一利。由于政府财政赤字,公债潜伏着严重的信用危机,最终导致政府信用恶性膨胀和破产。政府无诚信,实为资本市场万恶之首。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与西方二三百年的资本市场历史相比,中国发展资本市场的两个时间窗口都过于短暂,我们无法完全依靠市场的自组织,等待资本市场从稚嫩走向成熟。民国时期的30年,政治混乱和内外战争严重影响了市场制度的构建;最近的20年,中国完全是从头开始建设市场经济,与此相配套的法律制度、市场诚信、民间经济组织都在重新发育过程中,资本市场如果脱离客观条件限制走得太超前,也很有可能倒退回来。因此,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除了用行政主导的方式构建资本市场,我们并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然而,无论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工商业大发展的黄金年代,还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全面进入市场经济的时期,市场主体(特别是民间资本)的参与和市场经济的自组织都是发展资本市场的重要推动力量。只要有稳定的内外部政治环境和高效的监管体系,同时加快放松行政管制,市场主体的信托责任就可以自我发育完善,进而为资本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奠定最重要的制度基础。
一言以蔽之,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的制度构建不能没有自下而上的市场主体的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强行政、弱市场的格局已经走到了尽头,下一个十年、二十年,应当始终以放松管制、加强监管为主题,充分发挥市场的自组织,实现市场的自我平衡,回归资本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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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清,1956年8月出生,男,汉族,内蒙古察右后旗人,法学博士。 现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
1988年9月任国家计委经研中心综合组副组长(副司级);
1993年4月起先后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综合规划和试点司司长、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
1996年2月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秘书长兼机关党委副书记;
1998年3月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党组成员兼机关党委副书记;
1998年7月任贵州省副省长;
2001年3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2005年3月任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党委书记,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2011年10月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 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最爱的运动是洗碗:郭树清被认为是一位全能的技术型官员,而不失亲民、和蔼的形象。[详细]
策划:凤凰网证券频道
执笔:蒋飞
美工 制作:孙立琴 赵宁
专题:兰丽娜
时间:2012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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