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坛:经济转型中的资本市场定位发布会实录(3)
秦朔:安东尼·博尔顿先生,刚才我们谈到了泡沫的破灭,您不认为中国有泡沫,这是您的观点吗?
安东尼·博尔顿:是的,这是我的观点,就我的经验而言,泡沫要多年才能形成,现在还为时过早。此前的熊市结束之后,带来的牛市只有五个月、一年,说有泡沫为之过早。我们看到市场的情绪和估值,也许A股市场有更多的泡沫,但H股是没有泡沫的。如果在中国有泡沫的话,首先我会看到国际对于中国的资本净流入会非常高,但过去几个月当中是相反的情况,并不能支持泡沫的说法。所以在接下来的发展当中,可能再过两三年情况不一样,我认为今天是没有泡沫的。
秦朔:最近格林斯潘写了一篇论文,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是泡沫,只有在泡沫破灭以后学习一些东西,尝试修复一些东西,您从多年的从业经验里面怎么看待泡沫的问题?
刘二飞:我没有看格林斯潘这本书,其实泡沫的存在大家都是知道的,记得华盛顿有一餐晚饭,所有华尔街的大佬都在那里,他说市场有泡沫,借钱不需要任何约束条件,利息又很低,这不是完全的泡沫吗?但大家没有办法捅破泡沫,大家都无能为力。前几年A股出现泡沫的时候都很明白,我的司机说每年的投资回报率是多少?我说做好了20%、30%,他说这算什么?我一个月就赚20%、30%,旁边卖菜的时候比我卖出多。香港什么时候有泡沫,所有的出租车司机不用问,他告诉你买什么股票,这就是泡沫。现在全中国都要炒楼,大学毕业生说我现在要买楼,卖楼可以抵我三个月、四个月的工资,那还买楼干嘛。
刘二飞: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他的弟弟想把房子卖掉,全部进入股市,现在又想把股票卖掉,进入方式。东京房地产泡沫也是如此,当时把东京的房价全部拿去买美国,可以把美国全部买过来。还有台湾的泡沫,股市到了一万多点,现在到八千多点,已经过了二十年以后还在这个周期徘徊,我有一个美国朋友,纽约非常好了工作辞了,去加州做生意,我说钱从哪里来的?他说从台湾来的,但过了几个月又全部回来了,他说台湾股票掉了我也没钱了。
秦朔:中国前两三个月的股市泡沫,很多投资银行做的各种各样的报告非常有逻辑和理性,来预测这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2007年底,我记得那时候我读很多大行的报告,认为2008年的时候中国A股以上证来记可以到八千点,甚至到一万点,他们是什么样的逻辑?明明知道这样还让投资者进来?
刘二飞:我不记得有这个事,大家知道有泡沫,谁都不愿意说。比如说有泡沫的时候,香港当时也有泡沫,国内的市场也有泡沫,他说你到电视上来给我讲一讲有泡沫,如果我说对了,大家听我说的,把泡沫捅破了,那么多人赔钱,我还怎么活?如果我说了老百姓不听,那不等于放屁吗?不听我自己感觉也不好。那时候最好就是不说,在这种场合没法说,说对了也有问题,说错了也有问题。
秦朔:这给了我们很好的信号,以后发现像刘总这样的人不说的时候,就知道是什么情况。我们问一下李总,最近几年中国资本市场大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很多类似像老鼠仓、不公平交易,包括最近查出的造价上市的江苏三友案,类似这样的东西很多。我们阅读这类文章和案例的时候就说,应该制止这些不公平交易,包括利益输送,您有什么经验和制度,是我们目前还做得不好的。
李小加:他们回答这么有意思的问题,我回答这么有争议的问题,我还是回答泡沫问题,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我不是学经济的,基本上不懂经济,我以前对经济学家特别尊重,我觉得他们是智力极高,在他们面前我感到有很大的自卑感,所以特别喜欢听格林斯潘每次的演讲,还有同行的经济学家我也去听。首先这次经济危机之前,谁也没看不出来,前几天鲍尔森在国会作证的时候也讲了,我们一点都没有看出来,我非常同情我们国家的决策者,这么多智囊,大家都在分析人民币要不要涨,要不要升值,升值以后出现什么后果,升值之后是不是泡沫击碎,是一下子跌到谷底还是泡沫增加?经济学家把所有数字分析都非常漂亮,同样聪明的经济学家用同样的数据、逻辑来分析,能够得出整个180度不同的结论。所以我认为这些不是研究宏观经济的人感觉到非常迷茫,到底这是怎么回事?我也想不明白,但我感觉到这里面有一些问题,大家是不是要考虑到,中国国内的情况和国外的情况又完全不一样,因为在国外国际金融危机这一次的金融海啸出现以后,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极其自由、效率极高的环境底下,就像大海一样,谁也不知道大海的脾性是什么样的。印度尼西亚大海发生地震就会发生海啸,海啸到哪里?有可能一下子就到东非的海岸,由于效率太高了,国际资本市场像大海一样全部都通的时候,我可以理解当效率极高的时候,稳定性就有问题了。所以,国际金融市场的危机现在分析不清楚,也是全球化已经到了今天,创新已经到了今天,这么多负债已经到了今天,实际是大家对水的判断、对海的判断很难了。
李小加:我希望国内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别人生病你吃药,别人头疼你吃胃药,今天无论是风险、问题,我们的问题跟人家是一回事吗?是同样的基本原因吗?我觉得还不是。
咱们国内今天的问题,还不是风险过高了,创新过度了,我们更大程度是效率没有到位,发展没有到位,而不是风险、创新。或者说国外的风险很大情况底下就好比开车,国外的车一是非常快,我去年在这个场合用了法拉利,先不说法拉利开车很快,但开车的人是市场。但市场开车,在监管缺乏的情况之下,在负债太高的情况之下,在激励机制不对称的情况之下,在各方面过于复杂的情况之下,由市场开车,监管者在旁边睡着了,出事是必然的。但中国的车没那么快,还有,我们谁开车?是市场开车吗?无论流动性过快,贷款规模过大,是市场在做吗?开车的不是市场,风险不是我们所谈的风险,也许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风险更可控,开车的本身就不是市场,就是监管者,就是各级政府,就是决策当局。车开快了,停下来、慢下来就好了,实际上现在更大地问题是,到底车在爬坡,爬到顶了没有?觉得该刹车了,但怕刹得早了,车又回去了,但又怕油门过猛又下坡了。总的来说是决策风险,而不是市场规模的风险,市场力量在国内市场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并不是属于过于强大。
所以,我们希望分析的时候有所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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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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