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电视辩论会:亚洲经济展望论坛实录(3)
宋马丁:讲到底层人民,日本的情况是不是这样的,日本是发达国家,好像不太适用,但是在日本,你们的中产阶级很多,而且专业化非常重要,长尾理论、需求是非常强劲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需求为什么那么萎靡不振呢?
山崎养世:我觉得二战以后,经济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在短短的二十五年完成了城镇化,建立了一个福利社会。同时,正如教授指出一样,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那些农民进城,完成这样了生活过程,就是教育、保险、医疗等社会福利的建设,日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完成了工作,当然政府的推动力很大,城乡差别已经在缩小,也就是说日本的农民非常富裕,这样就打下了拉动内需的情况。一直到八十年代都是这样的情况,但从92年,93、94年,也就是邓小平南巡以后,深圳特区建立,很多日本企业到中国去,很多产业在日本空洞化了,都离开了日本。这样失业率大家提高,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意味着他们的消费能力也萎缩了。日本的失败原因是在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的过程没有顺利转轨。我觉得现在中国消费者买日本电器和汽车,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购买高端的奢侈品,欧洲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中国游客买得非常多。
宋马丁:我想澄清一点,您刚才讲到八十年代的时候有日本制造业的空洞化,九十年代开始更加贴近美国、中国的市场,主要到中国,工作也没有了。但那些人没有离开家啊!从理论上讲,他们没有走啊,他们可以做一些更高价值的工作,可以提高他们的收入。
山崎养世:在美国、英国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外部投资弥补了空缺,40%的GDP都是来自于服务行业的,日本的比例少一点。就像高盛,他们在美国赚很多的钱,但是他们也花很多的钱。虽然他们的人口人数不多,这样的话美国收入差距就会拉大。但日本没有进行大量的投资,比如说在中国、印度没有大量的投资,像公共的养老和保险公司,他们没有收回钱,这是一个方面。第二就是创新,在这方面美国有硅谷,他们很善于把创新打造成产业和现金流,虽然有一些制造工厂搬出美国,美国仍然可以赚很多钱。
宋马丁:各位都是远见卓识的,印度和中国不一定需要日本的产品,而是需要高端的产品,我想请问一下中国和印度的代表,是否需要日本的东西?
山崎养世:中国就像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日本,现在仍然在满足基本的需求,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还在经历重大转轨。我们以印度为例,印度还在建设基础设施的阶段,当然印度有塔塔这样的最优秀公司,但印度的基础设施没有做到位,而且印度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化,比如说4亿、5亿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机场、港口、公路、供电方面,印度都要建设到位。过去二十年当中,中国发生的事情必须发生在印度。
陈志武:从某种意义来说,其实日本社会在过去二十年当中展现给我们的,也就是消费没有多少的增长,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中国和其他亚洲社会就会发生的情况,日本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所有的亚洲社会不能够变得更加富有创新力的话,如果不能够把现有的消费空间扩大的话。比如说QQ空间,他们愿意花钱在网上种菜、种田,他们愿意在网上空间上花钱,我们要把消费需求转移到非根本的需求,但以日本为例,日本在这方面没有做什么工作。
宋马丁:两国都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基地,中国不光有很多的百万富翁,也产生很多科学家,印度也是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创造力能不能用来创建刚才您希望达到的效果?
陈志武:很难。
宋马丁:为什么不行?
陈志武:孩子受的教育从小学、中学、大学,他们受教育的方式有关,在日韩或者在中国,可能印度的情况不一样,孩子们在中日韩,小时候创造性都很强,独立性也很强,上学以后只要他们开始上学,老师和社会就会强迫这些孩子去遵从、遵循人们对你行为的期望值,渐渐你的创造力就丧失了。
宋马丁:民主化能够改变这一点吗?
陈志武:可能吧,某种意义上互联网能够带来这样的转变,中国人不像日本人保守,中国人更愿意尝试一些新事物的,所以对年轻一代,可以看到更多的希望,特别是90后。在我看来,他们更像美国的孩子。
宋马丁:也就是说信息民主促进这样的变化?讲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点,我们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我们在谈2010年的亚洲以及如何让亚洲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待会再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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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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