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财经对话：张洪涛、傅小永文字实录(4)

2012年02月01日 17:37
来源：凤凰网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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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洪涛：92派的意义是士大夫下海 改变了一代人的价值观

凤凰网财经：其实小永刚才谈到一个问题，我昨天也是看到你在亚布力观点上写92派的前言文章中谈到，1865年到1915年，这50年是美国企业家创造财富，增长最快速的50年，您觉得中国这20年，就你的观察来说，他们创造的财富是不是也类似于美国当时的一个环境，当然我们的差距在你看来又在什么地方？

傅小永：回答这个问题，我跟洪涛待会可以把92派这个社的前因后果分析一下，在这之前，我可以补充一点。我们往往忽视到一个观察问题的角度，这个角度就是说，这个社会上最具企业家才能的人，他是在政府里面或者在市场里面，这个东西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配置方式。

92派为什么我们值得去强调他的意义，是在于说，我们叫士大夫下海，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精英都是在体制里面去，在体制里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在分配财富，92年之后，这帮精英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他们从体制到市场里面来，在市场意味着什么，他们在创造财富，最具企业家精神的人是在创造财富，还是在分配财富，是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速度最主要的原因。 我觉得从92派这个概念，前因后果，洪涛比我们所有的人都更了解。

凤凰网财经：我们很多人可能对92派不是很了解。

张洪涛：其实92年，我们强调92派只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我们叫做92派。其实很多企业家在92年前后下海，我们定义的是这批人，最核心的定义是刚才小永说的，我们叫士大夫下海，体制内的人怎么突然去了体制外经商下海，我记得当年说，中国工商时报统计过，在1992年下海的全国大概有几十万的官员纷纷下海，这是工商时报的统计。

我们当时强调92派的意义，不是在乎几个人做生意是否成功，而是改变了一代人或者几代人的价值观，以前包括你要去一些边缘省份，可能当官走仕途，当公务员是第一选择，因为在那你可能没有办法去做生意，但是从全国来看是这样的，在1992年前，可能人生的第一个选择，你到大学去演讲，你让大学生举手，你是当官，还是当企业家，还是当艺术家，1992年前很多大学生都会举手，我去当官，甚至去当个科学家、数学家、售票员，当一个公务段，反正是要进政府部门。

但是1992年之后，包括受邓小平讲话的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变了，不仅仅是体制内的官员要下海，包括一些学生，他们的第一选择变了，他们认为当企业家创造财富是第一选择，有的当老板这是第一选择，而不仅仅去当官，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变了。

这样整个社会就会转变为创造财富，自己做贡献，而不是仅仅走仕途的道路，我觉得关于92派，这是最大的意义，它影响了整个社会价值观的转变。

凤凰网财经：包括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财富观的转变。

张洪涛：92派之后，又过了10年，就是2002年或者说2000年到2002年的时候，海归派才能回来，要不然海归派回来之后，不知道中国能干什么。

凤凰网财经：所以92派给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和铺垫。

傅小永：这是92派和后面的海归派的区别，还有一点，92派和前面的第一代企业家也有区别。

凤凰网财经：我看您把它总结为乡绅企业家。

傅小永：为什么有区别，就是陈东升不停的在强调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是中国合同法和公司法的主心，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个文件之后，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企业才开始，这就是我们不停要强调92派价值的意义。

张洪涛刚才说的很好，不是我们非得要强调这几个人生意做得很棒，而是他们这个群体所代表的意义，以及对当下中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们要探讨这个问题。

张洪涛：你像92年前那批现在下海的，现在不是否定，就是说一般是胆子大，靠胆子。那个时候反正好多人在农村待着没事干，甚至有些是做过牢的，我说的坐牢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刑事犯或者没有办法了，那个时候说发展民营企业或者叫个体经济，村支书跟他说，你干什么呢？你去县里卖点瓜子或者花生，或者猪饲料他就这么做起来了。

92年不一样，92年的知识背景就不一样，大部分都是中国78、79这些人，他们有知识、有文化，而且很多那个时候到了92年，因为很多都是会读博，有很好的学历背景和工作背景，你像我们了解的很多人都是局级干部，司局级干部，朱新礼马上要当副县长了，一转身说不干了，包括最有名的薄熙成也是，一转身不干了，我们可能还要完成对薄熙成的采访。

这批人是这个原因，包括不太典型的，像王文京，他是财政部的官员，黄怒波是中宣部的官员，陈东升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局级干部，和您是同行，他应该是副主编，半个媒体人。 包括冯仑当时最早也去制造业。

傅小永：海南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梓木是司长。

张洪涛：他是财政部的一个司长，他们很多人都是些东西的，他们的优势是什么？对国家政策理解的好，然后有一些人脉资源，我觉得还是用陈东升的话比较经典，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市场经济的滩头，当然这一代人可能无法复制，但是他们带领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然后你看到了2000年，2001年亚布力年会刚开幕的时候，讨论新千年新CEO。

当时这些人觉得我们怎么落伍了，新回来这批人怎么和我们想法完全不一样呢？当时他们很风光的时候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新冲回来的一些人像张朝阳、王志东，什么叫PE，什么叫创始人，他们就听不懂，他们后悔什么呢？当时办企业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想到期权制度或者创始人制度呢？我们创企业的时候，还是一人一股没有创始人的股权，所以我记得原罪是冯仑最早提出来的。

我们可以聊聊原罪，好多人说原罪怎么形成的，就是受这些人本来在创始企业的时候，90年代初或者80年代末就应该有自己的创始股权，但是实际上，当时的制度限制没有，到了互联网和新一批，我们叫做第三波企业家才引进的创始人制度，他们都有，所以最后第二代企业家只能靠赎买的办法来取得一些自己应有的股份，也要付出成本，所以慢慢有人说贱卖国有资产，是这么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