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唯有刺破资产泡沫才能根治通胀(6)

2010年11月30日 12:39凤凰网财经【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刘煜辉：唯有刺破资产泡沫才能根治通胀

凤凰网：您觉得我们现在面临国内外，这样比较复杂的状态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呢？就此轮的通货膨胀跟以往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其实跟以往，可能跟2004年那一轮可能略有些差别，主要就是外部的这些。

刘煜辉：2004年，毕竟货币投放的累计时间不长，而且量不是特别大，虽然那时候，当时出现了一个租量价格比，租的存量数一个结构性的变化以后，就引发了2004年物价相对的高峰，但是随后又走了两年物价的回落，但是那两年回落实际上也是一个累计货币的过程。

但是2007年那一次跟这一次肌理上是一样的，也是一个应该累计到很长时间的货币，然后由于资产部门首先的膨胀所爆发，在向物价的各个领域扩散的一个结果，当然后面的价格，之所以后面的回落是被所谓金融危机，这个过程被金融危机所打断了一下，就是美国突然一下子出来这样一个事，外部打断了一下。

中国经济突然一下掉下来，特别是外部的这种大宗商品的价格下调，外需的下调，所以这个过程好像没有持续你感觉到中国的通常膨胀没有持续性，其实不是这样的，假如没有一个外部的刺激，外部的一个打击，你可以看到，假设2007年过来，我想2007年的高度绝对不是我们通过那时候的政策强度能够压下去，很有可能持续到过来，到今天。

当你打下去以后，我们这个货币又从新放出去以后，外部逐步的需求在恢复，你可以看到跟2007年的情况又出现了，又重新恢复了，实际上这个过程就是货币长期累计的结果，我们看到这个链条有一个中间环节，从货币首先传递到资产部门，资产部门然后再到物价部门，所以这个过程中间有一个传递的过程。

大家说，很多人提出疑问，你现在紧通货膨胀怎么会跟老百姓的菜篮子、肉篮子，食品衣食住行怎么会联系在一起呢？实际上不是的，我们现在收货币，直接作用的不是物价的水平，我们作用的是中间链条，我们讲的中间链条非常重要，它实际上是一个物价上涨的扩散器。

这个中间过程就是资产部门，我们收货币，包括中长期利率上抬直指的是资产的泡沫，所以你看到中国，你要把所谓长期面临的通胀压力，把它压下来，实际上很清楚，就是你要解决中间环节，资产泡沫的问题，假设中国的资产部门没有出现一个下行的状况，也可以说中国未来所面临的物价通胀的压力，这种压力会长期存在，所以，当中国的房价和土地价格，或者说中国的经济增速没有出现一个持续下行趋势的时候，我们对中国所面临的物价通胀长期形势，我们并不乐观。

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所以从政治上讲，你要解决其实很简单，你要处理这个中间的，你如果不处理好中间的欢迎，解决通货膨胀从货币到物价的传递链条，你这个情况是解决不了，就是你这边为什么要收货币，收货币我们不是作用在物价，是作用在资产泡沫，资产泡沫对收货币是最重要的。

所以当我们现在的政策很明显是不想动中间环节，大家能不动最好不动，包括这种全局性的收缩，利息率的调整，价格能不动最好不动，最好不碰资产这块，直接去用行政的手段去管这些物价，结果你可以看到，可能结果应该说是微乎其微，它不太符合我们经济分析的逻辑。

我刚才讲的这个逻辑其实很清楚了，实际上中国通胀的链条，你没有把它打断，它还在不断的起作用。这边资产的水位下不来，你这个物价按下去以后，它可能以通货膨胀的另外一种方式来显现，也就是供给减少，排队，以这种方式，我就不干这个活了，我作为生产这个东西人，我觉得你政府管我的物价，我覆盖不了成本，我就不干这个活了。

最简单的供求分析中间你当供给线往下降的时候，供给的这条曲线往上抬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价格也是降下来的，所以我们讲的，任何的政策还是要从经济分析的逻辑去着眼，该收货币的还是要收，该为中国经济的这种宏观调控付出成本的哪些人，哪些部门，还是要他们付出成本。否则他们捂着自己的口袋，不愿意付出成本，这个事情就解决不了，中国现在所造成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机率长期的压力，它是解决不了。

凤凰网：我这边多插一句请教一个问题，从货币资产物价这个传导链在别的国家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吗？还是说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经济这么多年的特殊的发展一个事态。

刘煜辉：从全球经济来讲，你要开放经济体来讲，可能每个国家，不同类型的国家差别就会有差别，中国虽然是一个外向型的，它主要的商品和服务是自己来满足的，我们从外部进来的主要是投资品和中间品，主要的生产活动和消费合同是在一个经济体内来完成的，这个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放在开放经济体，它的传递过程可能不一定是国内的资产部门起到主要的作用，它还有什么？还有外部经济体，因为它有70%的剩余是要从外部吸取的。

所以外部这一块的情况，外部的成本，外部的价格变化这一块，对美国的影响，对美国物价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远远大于它的资产部门，也就是说它这个传递可能比中国的链条更复杂一些，随着国内的资产泡沫的膨胀，膨胀需求拉大以后，美国下更多的订单给这些新兴国家，新兴国家生产这些东西就要消费更多的资源和成本，同时也拉高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这样价格经过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加上各方面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它的价格慢慢往上面抬，美国才会慢慢感受到像美银那种国家，慢慢感受到通货膨胀的压力。

因为它这个经济结构，这个链条会传的比较中国更长一些，所以为什么当你新兴国家处在水深火热的时候，通货膨胀很痛苦加息决策，美国物价还起不来，发达国家还起不来，传递链条还是有差别的，应该说是这样可以补充一下。从金融化、自由化以来，应该说全球经济体从货币到物价都必然有一个传递的过程，中间所谓的虚拟经济这一块，它所起到的作用会越来越强，因为我们看到金融自由化之前，世界的虚拟经济的部分相对还是比较小的和实体来比，但是今天的虚拟部分，甚至是实体的好几倍。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过程，必然变成这么一个有一个中间链条的，我觉得可能变成一个共性。

凤凰网：采取莱茵模式的那些国家是不是会好一点呢？北欧那些国家，德国，因为他们相对于这种模式？

刘煜辉：它的实体很强，虚拟这一块膨胀的没有这么厉害，当然德国，你看虚拟那一部分，因为整个欧洲的这一块，实际上应该从历史传统来讲，它的货币几率是非常严格的，一直是遵循一个非常严格，现在是被美国逼着没有办法了，它才做所谓，它也跟着量化宽松，实际上从历史上讲，它一直是非常严禁的一个，而且它的实体这一块并没有荒废，除了英国以外，并没有出现一个实体空心化的过程，都是很强的，包括德国的实体，德国不断的挖掘自己内部竞争力，所以有个阶段，他们可能经济相对来说比较平衡，特别是你把欧盟放成一个整体来说，欧盟70%以上是区内贸易，而且消除了汇率的影响。如果换成一个国家，所以它的经济来说相对来说比较平衡，平衡对于这种影响就没有这么直接，不像中国。

凤凰网：您觉得要改变现在，要真正的根治通胀问题，要解决货币的问题，可能就是这种既得利益集团要做出一些。

刘煜辉：资产部门，我们就说资产部门要为此承担成本。

凤凰网：我就是想请教一下外部的量化宽松的环境，以及目前他们尚处在经济复苏上不是太乐观的情况下，我们做这些措施的时候会不会受到影响，有多大影响？

刘煜辉：是这样的，因为从全球经济来说，它是一个互动的整体，我们从全球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讲，它这个经济无论怎么讲，它是平衡的，只不过当美国失衡的很厉害的时候，它能够发那么多货币。如果全球是平衡，美国以外，美国以外必然有一个也是严重失衡的经济体跟它和上，金融危机之前就是这样，是这么一个情况。

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经济学上有一个进项互补的概念，造成今天这种结果，美国印钱，新兴国家不断的吸收钱，吸收能力很大，就是这么一种搭配，大家都绑在美元，一个货币的战车上面，这么一个结构的形成，它应该是一个互动的结果，也不能怪谁。假设你新兴国家自己经济不是那么失衡，或者是不存在那么多体制的缺陷，你没有那么大吸收外部流动性的能力，美国也不会印那么多钞票，它如果印出的钱不能被美国以外所吸收，它自己就得感受到通货膨胀的压力，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它一感受到通货膨胀的压力，它所谓的量化宽松也好，或者宽松货币也好，实施，至少规模不可能那么大，不可能那么深化，持续的时间不可能那么长，所以我们觉得它作为开放的全球经济模式来讲，它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所以你对于新兴国家，假设大家都筑坝挡水，美国人最终解决自己的模式，它还只能回到所谓的经济再平衡的轨道上面谈，就是按奥巴马讲的，怎么样提高，通过内部的改革，降低它的成本，提高中国、美国实体的竞争力，改革它多年的积弊这种方式，而不是动用它唯一的两个，还能够动用的要素，一个是汇率、一个是利率的方式来向全球输出成本，让你去承担。

你承担了美国调整的成本，在某种程度上讲的话，也是自己错误政策选择的一个结果，也不能完全怪别人，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你怪别人，抱怨别人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在现实的全球的这样一个国际货币体系现有的这个结构或者环境下面，谁也不能摆脱美元，美国人想干什么，愿意干什么，完全取决于国内的情况，国内的经济状况的变化，就是说国内的通货膨胀没起来，不断的印钱，不断的印钱，就是这样持续下去，所以等你，如果你外部不接受，都筑坝挡水，外部经济体都采取这种正确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像中国这么大体量的收缩或者是经济主动减速，美国的量化宽松，最终回造成自己国内的一个债务的危机。国内债务危机反过头来会拖垮它国内的经济，所以它的量化宽松的规模反过头来也会受到你那边政策选择的一个制约，这是一个互动的结果。

凤凰网：周小川行长前一段时间提出一个池子的理论，引起广泛关注，您觉得它提到的建池子，围钱的概念跟您刚才提到的这种影响这种传导链条上的货币到资产的环节，尤其是资产的环节有相通之处吗？或者说他那样的概念有效吗？

刘煜辉：他这个概念应该说是宏观决策者的可能是一个妥协的选择，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讲利息率的调整，中国为什么迟迟不调整利息率，实际上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我一直在呼吁中国应该毫不犹豫的选择价格的手段，因为价格手段有一个传递的过程，它取决于你被调控者要相信调控者的，所以你越早实施政策成本越低。

凤凰网：就是你预期的成本。

刘煜辉：你现在调，加一次，大家不信的，大家看的时间越长，大家看的越来越清楚，知道你这个决心不够强，你加息背后有很多的掣肘，就是这种掣肘肯定是来自于中国地方政府庞大的负债，来自于国有部门的负债率比较高，和既有的，我们讲资产部门所面临的压力，因为你一加息，中国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中国的人民币资产价格会出现下行，影响的就是这个。

资产部门肯定这么多年经济的发展，资产部门绝对是中国经济最决定，最有话语权的一个部门，他们如果不愿意，会直接的决定你货币政策的一个趋向，这是中国真正为什么对价格的手段非常忌讳的一个因素而不是汇率，所以我想作为中央银行来讲，尽管它在很多方面，它没有独立性，它不能够决定这个利息率加不加，但是作为它来讲，它的职责是要怎么样维护这个经济的货币条件的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稳健，不至于使它泡沫比较恶劣，比较快速的膨胀而破裂，这是它的职责，所以作为它来讲，它能够选择的也就是公开市场操作和准备金去对付不断涌入的外来的水，就是建这个池子，所以池子的概念，本身它是个数量控制的概念，而不是价格，就是很多人都在猜这个池子是什么？

这个往往就把最重要的信息给漏掉了，漏掉的是什么呢？中央银行，未来货币政策的取向还是以数量控制为主，不是以价格控制，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这个比池子是什么重要，因为池子没有必要拆，那个池子把它圈起来，不让它到经济里面去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央票对冲，要么就是准备金率，池子越小越大，无所谓的，池子对于中国来讲，准备金率到25%到30%从理论上讲也不是一个什么问题，它就是把这个池子，把这个人高一尺，道高一仗，你水多的话，我坝就垒的高。

无非就是从货币效率来讲，肯定是很低，但是没有办法，但是从理论上讲也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假设外部时间上，至少可以拖下去，你不加息经济能够拖下去，拖下去，假设外部真的发生什么变化乃至什么货币危机，局部的货币危机所引起避险效应的重新产生，资金回流美国，那时候高的水位，你就可以放一点，不断的放下来，防止人民币价格掉的过快，它也是，从功利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也不为一种选择。

刘煜辉：不会解决中国经济中间的长期通胀的压力，这个钱，你圈起来，不算收回来，就是把钱圈起来，养在池子里面，不算把多年的货币发行的量，扔到经济里面货币的量，把它降下来，收回来，圈起来和收回来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凤凰网：有人预期“十二五”的经济增长会降到7.5%到8%之间，您觉得这样的一个降低，对于咱们目前的通胀压力，就是减少通胀压力有注意吗？您觉得我们的经济应该再降到什么幅度？

刘煜辉：这个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和经济模式相对应的，它就是说假设我们中国经济转型，如果有一个实质性的进展，也就说你的产业或者是大服务业这个部门，供给有一个成长，我觉得这样一个经济的模式可能对于最优的一个总量和速度可能5、6都有可能是合适的，也不是什么压力，就业实现充分的增长，人民财富增长的速度远远快于，甚至大大高于经济总量的速度，那时候可能每年的居民收入的增长率，报酬的增长速度，可能是2位数，现在经济总量膨胀，大概就是5、6的水平，这样对应结构的调整，这种良性出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情况。

如果你模式并没有调整，就是现在还是以高投入资源，资源高消耗的这种投资出口导向为主导的这样一个投资的经济和出口经济为依托的这么一个模式，7.5%和8%的速度，作为管理者来讲，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这一点是我们觉得这个经济不可避免的，它是会有一个类似于萧条也好，或者是不景气的状态，当然我们觉得不景气状态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中国经济要转型，包括企业要活的更好，它必须需要一个低成本的阶段，就是成本要各方面降下来，它才好考虑实体的事，才去做转型，才去做所谓培养企业家的精神，大家才会去做所谓的培养企业家的精神，大家才会去做跟实体相关的事，不去逐步离开去赚块钱的那么一个状态。

你越热，资产越膨胀，通货膨胀越高，价格上升越快，大家都不会去做实体，现在大家做实体是非常困难，所以中国经济，我倒不觉得这个速度，你掉到8%以下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而且对企业来讲，我们跟很多企业主都是朋友，企业主来讲，它说那个时候，我们真正你成本下来了，我们就回归实业，我们真正把心用到实业上去做企业家该做的事情。

这多好，我们去做创新、去培育、去做产业的衍生，这样我们的企业家精神起来了，我们能够雇佣更多的人，而不是返过来，我们被高企的成本追着，天天去想着办法怎么样解雇工人，怎么样用机器去替代劳工，这种方式要好的多，或者我们干脆实业做不下去了，我们离开实业去追泡沫，去做虚拟，比这个状态要好的多。

其实我倒是觉得没有太大的担心，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经过长达20、30年的改革去累计的这种制造业本身的这种优势。这种优势其实抗击打力是比较强的，它跟希腊，跟西方经济体不一样，西方经济体可能第三产业部门非常大，经济的抗冲击能力不强，它受制于需求，中国其实没关系，中国的制造部门是很大的一个部门，真正这边受到一个大的冲击或者自己掉下来了，没关系，你对企业来讲是一件好事，它的竞争力强了，很快的它就能够弹升起来，就像韩国一样，韩国跟1997年希腊的例子就很明显，韩国1997年说明这个打击以后，尽管和IMF签了城下之盟，但是它经济很快就利用出口部门，制造部门的强大，就起来了，而且它调整以后，总结过去以后大政府企业部门的经验教训，它活的更好，竞争力增强了，但是希腊，它是以旅游、以商场、以服务业为主的这么一个经济体，它这个企业起来就很不容易去还这个政府的债务，它是很不容易的，所以经济体，你像中国的制造部门还很大的时候，去做经济结构调整，赶快去做这个调整，我觉得是一个好事，而且抗击打能力很强，你如果掉下来的话，中国很容易复原的。就是制造力、竞争力增强以后，它不会打垮的，中国经济很不容易被打垮。

凤凰网：所以GDP增长率降低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成功转型？

刘煜辉：是。

凤凰网：由于时间问题，请您最后为我们“十二五”未来五年的发展讲一点您的建议？

刘煜辉：我觉得中国可能最关键的还是要下决心，货币还是要改变，该改变的时候，还是要改变，中国经济要转型，大家都知道要做城镇化、要做民富、要实现这一点，你必须要改变，解决现在的资产泡沫和经济成本快速膨胀的这么一个状况，我觉得经济增长速度牺牲一点对于未来中国，未来经济成功转型的空间是很大的，中国的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中国创新体制的培育都需要目前资产泡沫的问题得到一个软着陆的结果，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希望“十二五”期间所有的目标，提供一个良好的货币环境，我觉得是排在第一位的目标，首先要通过货币条件的调整来成功解决中国过去的五年，甚至十年所累计的资产泡沫的问题，这样能够为我们“十二五”一系列庞大和经济社会的转型，目标最终实现能力创造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或者是一个最基础性的条件。

凤凰网：谢谢刘教授，谢谢广大网友的收看，此次节目到此为止，再见。

刘煜辉：谢谢大家。

凤凰网：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