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2020年我国有望成为高收入国家

编者按：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表述，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近几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经济学家林毅夫通过分析国际经济形势，提出自己的观点：应以投资拉动经济为主，但前提必须是有效的投资，而非低水平的重复投资。

林毅夫

1952年10月生，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举世瞩目，堪称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自1979年至2012年的33年里，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8%，经济总量增加24倍，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么样高速的持续经济增长史无前例！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已跻身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2012年我国人均收入达6100美元。

经过33年的高速增长和对外开放，我国也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成为全球对外贸易最有活力、最开放的经济体，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出口国。

经济下滑更多是国际周期性因素引致

目前世界上有很多唱衰中国的声音，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其理由是，中国存在很多体制机制性的问题，这种体制机制性问题未导致危机，是由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快。目前，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体制机制性的矛盾就要爆发。在这种国际舆论下，国内也有人认为，中国过去的增长方式，即以投资来拉动增长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应转变为以消费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

那么，到底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我认为，关键的是，要分析2010年一季度以来连续13个季度的经济下滑的真正原因。人们常说，要对症下药，不能病急乱投医。

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连续13个季度的经济下滑？

我个人认为，2010年一季度以来的经济持续下滑，是由于整个国际经济尚未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周期性因素。我国经济增长速度2010年为10.4%，2011年为9.3%，2012年为7.8%。经济增速下滑是不争的事实，但注意在同一时段，发展程度与我国相近的其他新兴经济体，如巴西，2010年增长速度为7.5%，2011年是2.7%，2012年仅有0.9%，也在不断下滑。再比如印度，同样作为金砖国家之一，2010年增长速度为10.5%，2011年是6.3%，2012年仅有2.2%，也是不断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超过中国。再看一些表现非常好的高收入经济体，如韩国、新加坡等，同一时段，下滑幅度都比中国大。

所以，造成中国2010年后连续13个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外因，即发达国家尚未摆脱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霾，经济发展滞缓，对其他国家的出口需求不振。

众所周知，拉动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第一驾马车是出口，增长速度减慢。第二驾马车是投资，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之初，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一些反周期的经济刺激政策。五年来，这些政策所支持的投资和消费，在缺乏新的刺激因素的状况下，增长率下滑是一个必然。唯一能支撑经济较快速增长的是消费，在此状况下，显然，2010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并非是体制机制所致，也并非我们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使然，而是国际周期性因素引致。

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由于是国际周期性因素，为维持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必须采取反周期的经济措施。应该采取哪些反周期的措施？以刺激消费为主，还是继续以投资拉动为主？这在国内各界争议较大。很多人认为，由于我们的增长以投资拉动为主的方式不可持续，就主张中国应该转向以消费拉动为主的增长模式，我个人对此存疑。

我们知道，消费在当前确是需求，但到下期呢？生产能力未增加，如要继续支持消费增长，可能要举债。如果举债，短期内，债务少可以继续举债，但时间长久后，最终总要还本付息。生产力没有提高，危机随之来临。从目前的国际经济增长态势看，短期内发达国家很难走出困境，造成我们的外在需求相对疲软，这种情形可能持续相当长时间，以消费拉动作为反周期的措施，是无源之水，不可持续。

在此状况下，应该以投资，当然指的是有效的投资，作为反周期措施。投资在当前是需求，会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到下期将转化为生产力，国民经济就能增长，收入就可提高，提高的收入可以再用来支持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如此，投资和消费均可得到有效促进和支持。如上分析，以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不仅可以推动投资增长，还可以刺激消费。

以我国为例，投资拉动受到最大质疑的是2008年至2012年，实际上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增长最快的时期。因为从1978年到2007年的19年间，我国年均消费增长7.7个百分点，在世界上是很高的水平，但在投资拉动受到最严厉质疑的2008年至2012年间，消费增长年均是9.1%，比原来的水平还提高1.4个百分点。为什么？因为随着投资的拉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就业也相应增加，人们的收入水平随之上升，消费必然增加。

所以，我个人认为，从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短期的反周期措施看，中国还是应该以投资拉动为主。

必要时采取反周期的刺激政策

但以投资拉动为主，前提必须是有效的投资，即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投资，而非低水平的重复投资。在我国，经济增长以投资拉动多年，是否还能找到有效投资的机会？只要仔细分析，机会很多。

首先，我们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产业水平在全世界也属中等的产业水平，技术在全世界也是中等水平，因此，我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空间巨大。而不论是技术创新，还是产业升级，都离不开投资。

其次，我国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近些年，虽然基础设施改善不少，但基础设施的欠账也不少。比如，现在的基础设施，过去主要是城市和城际间的高速公路、港口和飞机场，但城内的轨道交通、地铁和道路严重不足，地下管网严重老化。这些领域投资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无比巨大。

再次，从环境角度看，依赖高能源、高排放的经济高速增长，必然带来环境恶化的压力。因此，在节能减排领域，也需要大量投资。显然，既能提高生产力、消除增长瓶颈，又具备较高经济和社会回报的投资领域众多。

针对上述投资机会，是否有资金可以投资？从政府角度看，目前我国累计国债余额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9%，在全世界属最低水平，即使计入地方投资平台的负债，占比也不高。根据有关统计数据，地方投资平台的债务为10万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2%，两者加起来的负债也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即使，以最高的估计17万亿来计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3%，两者相加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放眼世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积累的负债低于50%的极少。我国还是财政状况很好的国家，更何况地方投资平台的负债并非像其他发达国家是用来支持消费的，没有物质作为抵押。我们地方投资平台的负债大部分投在基础设施领域，它是有回报、有资产的。鉴于此，我认为，政府作为反周期的财政空间依然很大。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经常面临一个困境：即使国内有资金，要投资必须从国外进口一些机器、设备、原材料，而国外进口就需要外汇，他们经常受限于外汇不足。我国有3.7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属全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因此，我相信，只要我们根据当前的国际金融经济形势，必要时采取一些反周期的刺激政策，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就能维持在所期望的水平。有目共睹的是，在第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到7.5%时，我们政府采取了支持铁路投资、支持经济适用房建设等措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迅速转暖，达到7.8个百分点。今年一至三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是7.7个百分点。

充分挖掘后发优势的潜力

对于中国而言，重要的不是今年能否维持7.5%到8%之间的经济增长速度，而是未来五年、十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是否还能维持较快增长。对此，大家可能在报纸上看过我曾经发表的一个言论，即中国还有20年的时间可以维持每年8%增长的潜力。我说的是“潜力”。为什么认为中国还有20年左右的时间可以维持8%增长的潜力呢？众所周知，经济增长在本质上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离不开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

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要增长，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技术需要不断创新，产业需要不断升级。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比本国先进的技术，进入到发达国家已经存在、附加值比本国高的产业，这些都属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如此，可以大幅降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成本和风险，经济学上，称之为“后发优势”。

假如发展中国家善于利用后发优势，那么它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超过发达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善于利用后发优势。

我们所利用的后发优势迄今已33年，还能维持多久的经济增长？如何衡量后发优势呢？我觉得，一个很好的衡量方法就是，比较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

人均收入水平是平均劳动生产率的评价指标。2008年，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与美国的差距，日本的人均收入在那年也是美国的21%。新加坡1967年的人均收入也是美国的21%。韩国1977年的人均收入也是美国的21%。这些东亚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占美国21%的水平，由于善于利用后发优势，日本维持了20年年均9.2%的经济增长，新加坡维持了20年年均8.6%的增长，韩国维持了20年年均7.6%的增长。我国改革开放后与它们的发展的轨迹、道路、模式一致。如是后发优势的利用让它们实现了20年7.6%-9.2%的增长，就代表这个后发优势让我们还有20年年均8%增长的潜力。这是为何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依然有潜力维持20年8%增长率的逻辑。

当然，这只是一个潜力。发挥这个潜力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就有竞争力，资本就会积累，产业随之升级。产业升级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前提是什么？应该有比较准确的价格信号，因此，我们应该继续深化市场改革，提高价格信号的准确性，为利用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创造条件。利用比较优势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经济。我们必须深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充分挖掘后发优势的潜力。

2020年我国有望成为高收入国家

通过利用后发优势的潜力，经济增长速度提升，资本加速积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速度也会随之加快。这必然出现需要政府来帮助解决的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所以,除了有效的市场，还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东亚经济体，之所以能够成为二战后少数几个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的国家，再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就是因为东亚经济体一直都是市场经济，同时有一个有为的政府。

令人欣喜的是，我们政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十分深刻。十八大提出，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同时继续发挥政府应有的作用。根据十八大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与城乡居民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我粗略估算，如果我们国内生产总值十年翻一番，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7.2%，但我们2011年的增长速度是9.3%，2012年是7.8%，因此从2013年到2020年，如果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我们应该有的增长速度是6.8%。还有一个目标是城乡居民收入也翻一番，现在人口增长速度是0.5%左右，两者相加，若城乡居民收入也翻一番，2013年至2020年的年均经济增速应达到7.3%。正如我前面所言，我们有8%的增长潜力，实现7.3%的增长，只要改革到位，政府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一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2010年我们的人均收入是4400美元，翻一番是8800美元，如果经济增长维持在7.3%，我们生产效率提高幅度极大，我们应该会有真实的货币升值。到2020年，考虑货币升值的因素，我们的人均收入有可能达到12700美元。按照国际标准，人均收入达到12700美元，就属高收入国家。我认为，这一目标即使不在2020年达到，就会在2021年或2022年达到。如此，中国完全有可能继韩国和我国台湾之后，成为第三个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再成为高收入的经济体，这对于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对世界经济复苏和稳定也必将做出巨大贡献。

假如发展中国家善于利用后发优势，那么它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超过发达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善于利用后发优势。

【新京报三中全会系列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