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参法师：企业家是菩萨 把自己累死也给社会创造财富

延参法师

凤凰财经讯  2013年12月26-27日，由凤凰网与凤凰卫视联合举办的“2013凤凰财经峰会”在京举行。本届财经峰会继续秉承“思想解放市场”的旨归，以“重塑市场力量”为主题，关注后十八届三中全会时代中国市场化改革方向。

在今晚的凤凰夜话之企业家精神重塑公益论坛中，网络名人延参法师在谈到企业家的时候称企业家是一种菩萨，能把自己累死也给社会创造财富，能把自己送出去，也给社会创造一份公益。

他继续指出，企业家才是这个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企业家才是这个社会温暖的一种基础，这个社会只有企业家能快快乐乐做企业，平平安安当老总，别得这癌症那癌症，一听都是做企业累了。好像当企业家就是一条不归路一样，所以让很多80后的人丧失了生活的斗志。希望我们的媒体，希望我们的社会应该关注残疾人的时候也要关注企业家。

以下为文字实录：

杨鹏：各位凤凰网的朋友们，感谢大家来到今天的凤凰夜话现场，我们的主题是企业家精神重塑公益。我是本场夜话的嘉宾主持，壹基金秘书长杨鹏。

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著名论著《论法的精神》里面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有商业的地方便有美德”，这与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观念，而现代公益事业的兴起也证明了孟德斯鸠的这句话，商业不仅为公益提供了物质支持，而且创造了更加稳定的信用环境，让陌生人之间也可以互相帮助与信任。而商业创造出的四通八达无所不至的物流渠道也提高了救灾的效率。

今天参加我们讨论的嘉宾有：

首先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创始会长、北京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先生。他自从创始会长，当过监事长，当过理事，每次都会积极参与竞选。他建立起了非常民主的文化和制度文化。一会儿大家可以听一下他作为企业家如何考虑企业家与环保公益的关系。

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先生，汤敏先生又是做教育的学者，长期是公益人士，他管理友成时与许多人都打过交道。友成相当一部分理事也是阿拉善的理事，也有重叠。

《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微博打拐”“大病医保”发起人邓飞先生。最近又出了一本书，我也认真看过：《免费午餐：柔软改变中国》，希望大家赶快去看，这可是一位具有长达11年调查记者经历的人，写过160多篇深度的调查报告。现在转过来训练有素的笔触写《免费午餐》比很多记录都更有特别的视角，即便是写自己也没有摆脱调查记者的视角。希望大家看这本书，很重要的是买这本书，给予他支持。

下面我们直接提问刘总，你作为一位企业家，管理了200多家企业，花了很大的时间做公益。企业家做公益到底是为什么？刘总的回答大家可以不满意，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

刘晓光：我做公益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有的人可能为了300%的利益铤而走险，可能会杀人，这说明在这个历史阶段我们的企业亟待有一个思想灵魂净化、升华，在取得金钱的同时要取得社会奖章，这是我看的社会现象，它促使我来做公益。

那时做公益想的很简单，我做的产业是公益就可以了。比如做污水、垃圾等一些环境工程。

第二个原因，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在中国社会改革的30多年来确实做了很大贡献。那时做公益都是单独的，如何把这个阶层动员到公益中来是很重要的课题。中国企业家是中国的经济系统，他们活跃了中国的经济，政治也就活跃了，这有着一种责任感。

第三个原因，就是活生生的现实，我们看到现在喝的水有污染，我们承受的雾霾，有毒的食品等等。让我感触最深的是阿拉善，在2003年的十一有一个企业家团队去了阿拉善。当时我们看到了一望无际的沙漠，看到了光秃秃的贺兰山，当爬到山顶时听到了的声音。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发起了公益事业。

杨鹏：晓光特别会写诗，到哪儿都有感触，企业家坐在一块时晓光经常会说：我有一首诗要念念，大家都说求你别念了，他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人。

阿拉善的发起，晓光的个人魅力是很重要的，约了很多企业家一起来做的阿拉善。刚才他讲了三个问题，一是社会背景的问题，二是作为企业家要做很直接的事情。三是作为一个阶层要做这个事情。所以等会儿大家还可以提问他。

有请汤敏回答，干嘛要做这个事业？

汤敏：我想先讲一个故事，今天早晨6点钟我爬起来到了河北省阜平县。我们与联想一起把联想的乐pad（音）发到了学生的手中，这叫电子书包是未来整个教育的发展趋势。在那里我们听了两堂课，一堂是语文课，一堂是英语课，非常感动，看到了未来教育公平的希望。

乐Pad里有语文课本，还有其它的考试和作业。我们看到每个学生面前都有一个平板电脑，有非常标准的美轮美奂的课件朗读课本，每个学生可以一句一句、一字一字一个音节一个音节的学习，我们看到了未来教育的希望。

大家知道现在教育公平最大的问题是农村，是贫困地区。扶贫要干什么？叫贫困不传代，如果他的下一代不贫困了，我们的扶贫是一代人，但现在可怕的情况是这个贫困可能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为尽管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提高了，但跟城市比，跟富裕地方比还是弱势的，特别是数字鸿沟的影响。我们城市孩子幼儿园时就开始玩Pad，而农村的孩子一个星期只有一个小时在计算机上摸一下。有办法解决吗？原来看到没办法解决的，现在这种如果我们每个农村的孩子都手上拿一个乐Pad来学习，他就可能大大减少资源。可以将人大附中的课，直接上到12个乡镇学校，当地老师进行辅导，组织学生讨论。这种互联网时代，这种大规模在线公开的教学方式就有可能解决我们一直担心的教育公平问题。

为什么我们要来做这个事业，我原来是搞经济的，做一辈子空头文章，自己真正做的时候才知道做一个公益基金会与一个企业是一样的，也是非常困难的。我之所以做公益，首先是茅于轼老师把我带领的，我觉得除了企业家可以做公益，学者也可以做公益，大家都可以做公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社会才能更好。

杨鹏：谢谢汤敏老师，晓光为什么开始做公益，其实因为那时我是阿拉善协会的专家，我们经常一起商量，他担心沙爬到北京来就完了。公平是从教育平等上入手的，如果这个人不平等，教育不平等将来也是不平等。所以他也是看见问题之后行动，这就是公益的开始。

邓飞的事迹大家都知道，但我希望他讲一些真实的内心最有感受的东西。当时如何打动他的，本来他是一个深度调查记者，天天揭黑幕的邓飞所到之处相关人等非常紧张，他突然转变做了柔软的事情，建设的事情，邓飞说说最初投入公益的萌动是如何来的。

邓飞：我做了10年记者，在2005年时用微博直播江西南昌机场的一起事件，家里两个姐妹要到北京上班，当时有很多记者在那里，但没有人帮忙。

但后来我还看到另外一种力量是“爱”，家里有三口人，一个人死掉了，还有两个人还很危险，他们就在微博上求助。我们就想办法如何帮助这两个垂死的人，我们看到了广州、上海的人想办法，那天晚上很多人都通宵帮忙，我们看到这种柔软、这种爱，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力量——微博的力量。我们就开始了微博打拐。

后来我又到了学校看到孩子上不起学，我作为父亲不能眼看着这种现象，当我们把孩子的困境展现出来后又看到了另外一扇门，我们可以行动起来，我们不需要求助政府，或者一味地批评它，我们自己可以动手，把微博打开马上就有钱进来，有人进来，就有了行动力，可以滚动起来。后来是时代的力量推动着我们的手，积少成多，一直把我推到了今天，谢谢。

杨鹏：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发现问题开始做，我们发现中国的社会问题非常多，大家批评的也不少，分析的也不少。开始去做、去解决它的人不多。这样谁去做谁就成英雄了，邓飞就开始去做了。所以真的所有的变化都在行动当中。

王院长来了，大家给他鼓下掌。刚才我们问了一个问题，在座的人都参与了公益，我们特别想抛开形式主义的东西，你真心的想，当时是什么事情触动你来做公益。

王院长在民政部救灾司工作过，包括中国的乡村选举大工程之一是王院长，中国的民主进程中王院长做了很多工作。但他在政府工作时，突然一转向跑来做公益研究院，所以这几位跟我关系很大。公益研究院是壹基金投资做的，但王院长为什么会离开政府的职位，跑来到一个研究机构去做研究院，研究公益本身。并且从此后他不再是官员身份，是一种民间身份为公益呼喊。我想让你给大家讲当时为什么要转出来？

王振耀：不知道晓光还是否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当时你还是叱嗟风云的人物。晓光当年是一伙改革者，当时我们其中有一个头，我直接的头是王歧山。我们发展所有一些老同志会有聚会，晓光偶尔参加了一次，我当年在发展所搞农村政治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村到底往哪儿走。发展所那批人在80年代时都有一点理想状态。

王歧山那天见到我说：搞乱的人来了，说的就是我。我们在民政部也是一样，我碰到很多事就着急，我总觉得一个人一生中活着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我做了几件有意义的事后，特别是管慈善事业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在座的几位客观上是把我拖下来的直接的人。我与他们从2005年开始打交道，打了五年交道发现我在民政部再发通知弄不动。怎么弄不动呢？我发现民间就缺少像我这样的人，这样变通的人。光把中央政策各种事变通了可以，但总变通，最后发现到民间无法变通，缺一些东西。

当时我们80年代的人包括王歧山各类人物做了很多事，我就觉得我有条件可能出来，因为我做了十来年的慈善政策，上下我都知道，我觉得民间需要强大。但不是你们有时说的那些话，我有强大的方式，我能说服你们，因为与你们都是老朋友，我出来说你们可能信我，别人出来说你们可能不信。我出来说，政府不会觉得我是捣乱，我出来作为大家沟通的桥梁。所以我出来做了公益，我做公益严格意义上说是教授、倡导、资讯，是你们的支持系统。你们是直接做公益的，我在后面做研究。

直到今天我还在说：现在有扇门还没有打开。我们的公益还在天上，社区还没有行动。为什么一般老百姓总是质疑，就是因为自己参与不了，这道门没打开。还有一道门是金融这道门没打开，总与商业一起做，为什么总说公益与商业联合，全世界的公司哪个不赚钱，但赚来的钱给公益了。这两扇门没有打开，不落地，没有与商业联系起来。

我出来这三年多，我的定位还是公益界的支持者，在国家政权中我是司长，你们在座的是部长，是大人物。你们有很多想法，我去贯彻落实、协调、解释。我觉得这里少不了这样的人物，我一个人出来可能太少了。

杨鹏：当时我到政府去交辞职报告时，我都写好了，但真走到门口时我就停了一下，其实政府的收入并不高，也很辛苦。但我真要去交的时候，我还是犹豫了7、8分钟，突然产生很孤儿的感觉，后来咬牙当了孤儿。请问你当时有没有这种感觉？

王振耀：有感觉。我在民政部工作22年，我从民政部过来时总想到我的青春年华是在这个院过来的，你们在这个地方干3、5年或者10年都觉得很长了，我在那里做了22年，离开的时候我有点这种孤儿的感觉。有一点顾虑是体制内没了。后来有几个教授跟我说：我们教授都能活，你还不能活？你就别摆司长的架子了，放下架子。

我估计邓飞也是一样，是做一件事成功了以后停不下来。可能有很多错误，但如果做一件好事得到社会认可往往再退下去就很难。我从做农村选举后就退不下来了，做了好事后觉得人活着也有意思。就觉得天天讨论别的事就不如这样的事有意思，这是我的体会。

杨鹏：非常感谢！昨天晚上王石在深圳约了一些朋友吃饭，吃饭讨论的问题是每个人盘点一下自己的2013年。在盘点的过程中想到了一点，我发现他们共同有一个特点，他们首先是问问自己内心，这事想不想做，一旦觉得这个事有意义的话就一无反顾的去做。包括邓飞也做进去了，晓光哪知道做阿拉善这么麻烦，但是也做了。阿拉善生态协会以前没有，别人也没有感觉，他做下来了。

每个人回到企业精神，企业精神最大的特点是干自己想干的事义无反顾，都是蛮有赌性的，都不太想后路了。我觉得这批人都有这样的特点。以上是我们提问的第一个问题，下面还有一个坐着是延参法师，他也做公益。佛门弟子关注的是成佛的事，凡间的俗事也可以做吗？你为什么做公益？

延参法师：关怀众生才是佛教的中心思想，有些人了解佛教大多都是谁谁去世了，请言禅法师主持追悼会，把延参法师的定位是往那边送了，其实是一种误会。慈悲为怀一是关怀社会，有些网友没有必要在网上吐槽，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为了让自己的下半生端正美好，活着时来生端正美好，做一个说好话、存好心，做好事的人，为社会提供正能量。

我在想企业家是什么？多少企业家一生在企业道路上拼搏，结果人生不大死了。我想这是一种菩萨，能把自己累死也给社会创造财富，能把自己送出去，也给社会创造一份公益。我在想企业家才是这个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企业家才是这个社会温暖的一种基础，这个社会只有企业家能快快乐乐做企业，平平安安当老总，别得这癌症那癌症，一听都是做企业累了。好像当企业家就是一条不归路一样，所以让很多80后的人丧失了生活的斗志。

所以希望我们的媒体，希望我们的社会应该关注残疾人的时候也要关注企业家。

杨鹏：延参法师非常有互联网精神和互联网文化。大家知道李连杰是佛教徒，壹基金倡导的是“人人公益”，最早的发心是说让每个人可以动一下，捐一块钱其实不会对生活造成任何压力，但是你的心已经动了一下，你的心动了一下已经有了一点公益的体验，所以他就是希望人人去体验一下。因体验可能你会觉悟，这与最初的佛教的习惯是有关系的。

第二点，在中国历史上，宗教有规模的做社会慈善是很少见的，几乎没有，个别人有，但大规模的做、成组织的做是没有的。就我了解佛门弟子走出佛门，成建制、成规模的组织公益延参法师是其一，这个交流非常好。

第一个问题已经问完了，主要是问大家当初投身公益最初的发心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既然已经投入了公益最让你烦心的是什么？最想放弃的是什么，发了心投入了，既然做事麻烦就来了，但麻烦来了在你做事情印象是不一样的，从邓飞开始说。

邓飞：这两年多确实劳心劳力，头发白了很多，别人都不相信我是1978年生人。像王老师所说我们一旦做了停不下来，一共做了8个团队，8个项目，其中两个环保项目，社会型企业。首先发现我们的制度是有问题，每发出一万块钱的捐款，给予我们的开资只能是700元，另外300元交管理费，最近我们的社保、医保可能还会出现问题。告诉大家，做公益比做企业难很多倍，是因为在有限的条件下不能出问题，出问题的话我们信誉丧失，几乎没有办法在社会上招募人才。所以只能靠在国外的大学招留学生，或者在国内的大学招大学生，我们的团队非常年轻，还有一些人是没有毕业的。

既然没有办法破解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优化，借助更多的社会力量使我们更加民主、透明，是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有8个团队，8个项目，我们不能出问题，不能出安全事故。如果出问题的话，对孩子而言伤害是巨大的，所以我们如何提升我们自己的运营能力，这对我来讲以及很多公益人来讲是比较棘手的问题，需要更加强大的能力。

我以前是写别人怎么失败的，我会吸取很多教训，避免失败。第二我们的社会传播，社会差异化很高是我们的优势，另外我们开放吸取也是我们的优势，但如何具备企业家的能力是我们不具备。年初我进行了系统的训练，对我的能力有所提升。我在想学校的学费如果能够再降低一点，或者能够给组织的领袖们提供免费的帮助，希望其他人也与我一样有机会学习专业的治理，让我们的能力有更加的提升。我非常幸运，到目前为止还在维持着。

杨鹏：说起问题来实际上都有一肚子苦水，花出一万七千，组织成本、管理成本只有700块钱，这同时是规定的。规定是否合理，肯定是不合理的，应该是捐资人自由选择。我们也碰到一些问题，知道一些法律条款不合理，但不敢去碰，一碰就违法了，压力很大。另外我们的素质，专业能力如何提升，这都是我们做公益人天天心理着急的，但并不是理解了就能提高，他与小孩子一样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但公众未必会给你成长的空间，摔了一跤立马就失败了。

请汤敏老师再说一说。

汤敏：麻烦的事是很多，对我来说有两个最大的问题，第一个是都存在钱的问题。看到很多机会，很少的一笔钱就可以帮助教学体制大大提高。

第二个麻烦是，由于我没有做过企业，诱惑太多，各种各样的好事太多。你如何能够钻心盯住一件事做下去，这几年我一直在慢慢在学。有时做了太多也在慢慢收回来，因为公益领域好多都已经做了，都觉得特别有意思，很容易被分心。但所有这些麻烦都不会有做不下去的可能。

杨鹏：汤敏老师讲公益组织碰到了很多问题，壹基金也为这个问题很劳心。还有一个专业化，企业家希望所有的力量聚集在一个点上突破。壹基金也是一样，原来如您所说，心好、心软、好事太多，都在做。就会发现一个团队一会儿做老人，一会儿做小孩，一会儿做环保等等，要关注专业化的能力如何来提升。大家知道壹基金只做一件事，以救灾为主题。

下面请刘晓光谈谈。

刘晓光：我说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很多我的朋友在关键的时候跑了。以前是讲面子，100个大概四五十人给面子，这是我比较烦的事。

第二件事，企业家管理起来真的很麻烦。当时我发起时，像冯仑、史玉柱、任志强说阿拉善不是你们家的，也不是首创集团的，要公开的民主选举，一人一票，要共和共识，把我就全部推翻了。推翻了我也没有办法，他们掌握了两万多亿资产，都是企业的管理领袖，为了公平就开始选举，选到了夜里两三点。一张票一张票的选举，这是一个很民主的事情，很像村民选大队长。选到最后，很高兴我当选了。后来我去监事会，他们不让我进，说他们是监事我的，不能让我做，以后又开了很多会，很多事情都开会，这很麻烦。

第三件事情，有人觉得企业家做公益是否是沽名钓誉，其实这一点是最错误的，像王石、任志强这样的人哪有沽名钓誉，他们早已经过了这样的时间段。我想我的烦主要是以上几种烦，在开会的过程中不断的有人给你捣乱，我的权威受到挑战。

杨鹏：我补充他的一个小故事，一般协会要选举之前我们会讨论，晓光就觉得要把前期贡献比较大，有行业代表性的，甚至要考虑男女性别等等，典型像选政协委员一样。应该把这些人保留在领导里了，后来我们觉得还是要民主搞选举，我们搞了名单等额选举，当天选后冯仑和任志强都炸锅了，后来晓光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最后又做了差额选举的方案，当天晚上晓光被挑战权威后睡不着难受，第二天很坦诚的跟大家讲没有睡着，觉得自己错了，这是一场民主的胜利。

刘晓光：还有一件事，一般人经受不了这样的考验。没有永久的名誉会长，最不能接受的是在第二次、第三次跟他们参加一样的选举，一旦选不上也没有办法。后来我参加了，我认为我的能力还是可以的，结果被选上了。

杨鹏：创始会长第一届不能连选连任，必须要走，在第二届担任理事发展会员。到第三届就成了一个普通会员，要想参选接着来，晓光当时参选时我们都出了一把汗，如果真的选不上面子丢大了，但是后来还是选上了，他的故事很多的。

还有一个故事，晓光很不容易的地方，第三次理事会，当时没有经验，秘书处也没有经验，报了一个规划，平时管着上千亿的企业家听他们报一个几百万的项目，听着都烦，就不想干了。而且那天会还没有开完，还没有表决，正好中层有一个会，任志强、王石几个人开着会马上就走了，一点都不给面子。大家想象那个场面，这时会场很难看，晓光坐在中间，看着远去的那些人，说这帮鸟是中国最难搞的一帮鸟，大家哈哈大笑就过了。所以前期经过了很多不规范的管理，所以晓光遇到的事太多了。

有请王院长讲讲烦心事。

王振耀：其实最烦的是没有有效的办法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名牌大学学生卫生间里没有卫生纸。我再呼吁也解决不了，你们查查北京哪个大学解决这个问题我要报喜。我在民政部用行政命令把关键环节都能找到了，我出来后没有行政杠杆了，我发现一个对于国家、老百姓整个公益界有巨大创伤的东西大家起不了，就是因为这一点，但是解决不了，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你们不信可以查查你们的组织，日常管理有多少个类似于厕所里没有卫生纸。关键是大家不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上个月中美人文战略对话，我到那里去美国人诚心诚意让我们参观一个项目，他们要让我们中国人觉得非常虔诚学习中国经验，要我们参观他们食品药品检验局机关办的幼儿园，他说这里具有中国经验。我们日常的常识觉得政府不能办社会，幼儿园算什么，现在孩子们上幼儿园困难，80%砍的是城市里的幼儿园。

包括很多质疑看看有多不专业，很多不专业认为是非常专业，非常专业的大家认为那算什么。如果我们没有这种修养，精英意识根本起不来。日常生活当中起不来，起不来怎么做儿童，怎么做残疾人，中国现在公益界起不来就没有专业。你们都谈阿拉善，我也谈谈我的一点建议，你们民主多、共和少。

我去看过你们的一次投票，你们都讲了那么多，为什么不设秘密划票间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农民都设了秘密划票间。我觉得类似的问题都需要对话，但如何更有效，我到公益研究院以后就意识到了挑战，到这里要非常耐心，天天开着玩笑，大学也不当回事，觉得这是非常艰难的挑战。我们现在都关心公益，我们在某些环节上也讽刺养老、物业起步十年依然起步，我就怕我们洋洋得意还是起不来。

大学都吹这个工程、那个工程，卫星上天等，但解决不了卫生纸的问题。因为不把它当做一个学问和专业，包括台湾、香港很多专业的熟视无知。我呼吁趁这个阶段假如再能改变，如果有哪所大学改变了，这就是非常大的改变，但这是非常大的挑战，说不动，这是很困难的。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下决心苦战十年呼吁全国的名牌大学能否实现这一条？

杨鹏：司长最大的困扰是以前当司长时是权力在手，公权力在后面撑着，这是硬力量，说干就干了。但到了社会中后就只有柔软的力量了，这个柔软的力量如何运用确实很麻烦，邓飞运用的比较好。大家都有大家的困扰，我想找一位做公益的朋友，你在做公益的过程中最让你烦心的是什么？

观众：谢谢！我想请教王老师两个问题，我来自山东，我们山东有很多问题，公益组织比较乱，不流畅。我自己碰到一个需要救治的对象，他现在生命垂危，我想计划一个方案，希望媒体和公众能够得到关注。

杨鹏：他的困难是想帮人，不知道动员哪个力量帮他。还有哪位朋友谈谈。

观众：我是做志愿者的，2009年一直在公益方面，我是身体力行做公益的。在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小伙伴们能力参差不齐，有能力的想做事缺团队。因为在中国大学里团结合作的能力还是很弱，但有些人有激情，三分热度，不能持续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想能否帮助大学生青年在公益领域的认识，提升个人的能力，这是很大的问题。

杨鹏：刚才讲的困扰，每个人的困扰很多，我也讲一个。在不同时期会碰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短期之内看到这个问题了，短期内解决是非常困难的。我记起一个例子，大家知道我们在全国做“温暖包”，温暖包行动参加进来的志愿者今天统计下来一万四千多人。它不仅仅是做温暖包，在一些地方组织游戏，也搞一些文化活动，热热闹闹、充满激情。但我突然才发现我们没有一套很严整的志愿者管理队伍。

如果一摔甩了之后出大问题了，谁来负责。连这些法律制度我们还没有建立，更不要说志愿者系统的培训等等。那天山西4S店卖车的，偷出40几辆车送温饱包，出车祸怎么办？短期解决不了，一个系统的建立不是一下两下的，得有团队，得签契约，一万多人都要签协议，这是很大的麻烦。不出问题的话就是天养着，上帝保护着别出事。到这种时候唯一的办法我就是祷告，没有别的办法。

刚才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发心就是最早的公益，第二个问题是发心在行动过程中最闹心的事。第三个问题是当你面对公众、政府、公益界同仁发了这个心，做了这个事如果想留下什么话的话，你的经验体会特别想给大家分享的。比如你见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政府的，或者这个朋友是做公益的，或者这个朋友是关心的公众。你特别希望讲你对公益的理解，以及公益对你意味着什么，对社会意味着什么。

你可以对任何一个群体讲出你的心愿，动员他来做什么。你可以对好几个群体讲话，说的时候把你想讲话的对象说清楚。邓飞来说。

邓飞：我想讲的每一个人的使命，每一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是带着某一种任务来的。我不认为来到这个世上是被消费的，或者被牺牲的，我觉得他一定有某种使命，或者发现自己的使命。我非常幸运，在免费午餐队伍里面对孩子时，我看到我的使命，我想帮助他们的是让他们有基本的公平和保障，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通过教育通过自己的能力。

我发现我的使命时，这种体验是非常的愉悦的，虽然我非常劳累，但内心中非常快乐。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得到其他伙伴，有同行的伙伴，有记者朋友，有壹基金的朋友，也包括言禅（音）导师一起征服这个社会，拥有巨大的能量形成能量场去行动。我呼吁大家看看自己的使命，看看自己的使命在哪里，追求内心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

杨鹏：谢谢邓飞面对所有人讲的话，认识使命然后去行动。

汤敏：要我来讲的话，对政府官员我想讲在怎么管理公益中，这个领域与市场经济一样，是有共同的规律，我们能否更多的借鉴国外的经验。让中国的公益，让中国的正能量更多的发展起来。

对于媒体，我们喜欢媒体，但也很怕媒体。做一些事情难免不被挑出一些骨头来，我觉得媒体要善待我们，因为这是一个刚刚起来的行业，不要太苛刻，用一些恶话来衡量我们，这不公平。要说一些公道话。

对于一般老百姓，好像觉得公益就应该企业家来做，实际上全世界更多的公益是一般老百姓，是群众做出来的。所有大家都能做一点，只要做一点不见得多少，大家都来做就好了。

刘晓光：今天讲《企业家精神重塑公益》，我觉得企业家精神包含着冒险、激情、责任、永不气馁、永不言败、饿死不弯腰、冻死迎风站。

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能力多的人可以多干，能力少的可以少干点。我这一年又干了两件新事，一是做文化中国，美国人觉得我们没有文化，只有孔子文化。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很多中国文化被破坏了，我们一直在想一千年以后我们的子孙看中国现代文化到底有什么，都说不出来，人家会觉得你们这一代人没文化。

什么是中国现代问题，这就是需要我们认识到的。中华民族文化与西方的文明优秀部分结合起来所产生的文化，也应该是一部分。还有就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实际上没有什么经济效应，我想做这件事，所以谈到了论坛的发起。

下一步是人才问题，很多年前我与美国谈，把世界上金融和投资可以分成各种各类，我一定把最好的顶尖的操作人物吸纳进来。这件事没有做成，主要是出来一点问题。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培养一代英才的实战经验，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最近成立了一个开放类协会。将来围绕着开放的问题，开放的商业数据等等问题，再有一个顶尖的没有学历的商学院，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也带有公益性。

我们去治沙、去办学，去倡导中国传统文化，我想做完这些事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杨鹏：大家听出来了，晓光想着一千年后看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就着急了。我记得他以前有个说法，回味这一生最快乐的时候，当时年纪还轻，几个朋友骑着自行车，提着啤酒畅想中国的未来，现在还在畅想。什么叫企业家公益，就是做着梦还要去干。

王振耀：对全社会我是这样说的，中国处于大禹治水年代，我们现代社会的主流相当一部分是大禹的父亲治水的办法，包括我们公益界。我觉得还缺乏大禹治水修道、开道，我们缺少大禹精神。现在是财富横流，不是洪水横流，我们治理财富的道不同。

对企业家我常常说这样的话，现在是慈善资本主义时代来了，你不做时代企业办不大、走不远，也没有实质的竞争力。不信放在国际上看，全社会现在都在谈“社会责任”，你们不做社会责任成了过街老鼠，各种报复手段。我们关上门还认为是别的民族欺负我们，我们要做公益怎么做？

我对教授们常说，知识生产方式该转型了。我们原来做这种手工式神秘化的研究不行，我们得有主动性，将我们的研究，整个知识的研究、开发方式也要变一变。

我对我的老朋友们、官员们说的话，特别是年龄过50岁的我公开性的呼吁，我觉得你们要当NGO的后备干部，要做好准备。人家NGO基金会挑我们，不是想当就当上什么，要有点标准。我们要有点自觉，准备将来接受，差不多到了五六十时要接受组织的挑选。看看我们的朱熔基总理、李瑞环主席，看看人家办的基金会。

我对记者朋友们常常说的话是一定要专业，我对很多记者采访时都说，别小看你们年轻，你们的一支笔、一句话可能对一个民族往前走一段还是往后拉一段有决定性作用。所以舆论是倡导者，为什么我说如果我们的舆论，我们的年轻人有这种意识，这个社会会进步的更快。大家也知道，我常常发现更多的积极因素，我常常支持甚至表彰好多年轻人，我常常为他们骄傲。

最近，李亚鹏做“舒愿中国”，当时会场内调查30岁以下的有几个，我说55岁以上有几个，后来一看没有几个。大部分是40岁左右的人在推动，我说中国有希望。今天会场上50岁以上的人有几个人？但30岁、40岁左右的占大部分人，我常常说中国的希望是你们。这个会场坐满了人，我还是要说中华民族有希望，希望在你们、在现在。

杨鹏：非常高兴各位嘉宾都讲完了，我想用一句个人化的东西来收尾。向大家推荐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既是学会在互联网事情中如何做营销，这个营销是新的模式，同时也是一个人生态度，写的非常好。作者叫合菜头（音）写了一篇文章《刁爷牛腩》（音），这篇文章是教大家如何适应互联网，其中有一点很重要，他讲了一个顾长卫拍摄的电影。一个小城市有一个女的，这个女的跟别人不一样，很小众的一波人。过去这些人没有办法连接，因为没有互联网，现在小众的人是可以连接的。

他讲的咖喱牛肉，整个北京一定会有人吃咖喱牛肉，一定能把店做好。意思是你的个人爱好，一定会有几个人喜欢。不管你怎么想的，很怪异的想法都会找到回应者，这给每个人创业带来非常重大的机会。也就是说，你自己内心最想干的事，一定相信在中国的某个城市都有几个人特想干的事，你一去干就把他们链接起来，互联网降低了链接的成本。

就像邓飞开始做免费午餐，那么多人想做免费午餐。就像壹基金也有很多人想去做，谁去做就链接起来了。每个人回到自己的内心，回到你最想干的，真正的进入了一个可以比较自由独立的按照自己想法去做事的时代，因为你能链接起来，你能找到那几个跟你一样怪的人，他们在互联网的背景中能链接起来做事。

这几个嘉宾最大的特点是老在想事，之后真去干事。过去干一件事很难，而且短期见不到效果，需要十年磨一剑。现在由于有了互联网以后，一干就有人马上链接。

王振耀：我这里的链接还少点。

杨鹏：但刚才刘总和晓光讲的几个梦，要搞中国文化，要搞商学院，只要开干就有人链接，因为有人想做这件事。

非常感谢嘉宾，感谢各位朋友，让我们按照自己的梦想去做事，你终于可以链接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