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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2007—2008金融危机及其对宏观经济影响
2008年09月27日 07:40东方早报 】 【打印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金融市场丑闻和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我的书《喧嚣的九十年代》(Roaring Nineties)中,我分析了上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的金融市场危机所发生的原因。在这里,我希望用类似的原因阐释2007~2008的金融危机并为政府提供对策。本次研究基于过去对大量银行数据的观测,特别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危机的考察。我发现,虽然解决方式截然不同,但是本次金融危机在许多方面都与这些早期危机十分相似。

问题的根源

一些引起过去危机的历史问题依然遗留至今,其中主要是由误导性信息引起的冲动投资,以及过度冒险的投机和诈骗行为的风行。不过比起这些观察到的激励问题,引起危机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失败的投资模型:包括对证券化经济学的分析错误,系统风险的估算错误,以及对小概率事件的预测失误等等。

激励问题

经理层薪酬体制

经理层薪酬方案(以及银行会计制度)刺激了误导性信息的产生,当他们竭力遏制公司资产负债表的负债增加时,他们就得在线上项目上增加收入。按股票期权计算收入的经理层对增加股票市场价值十分感兴趣,因此与其增加公司的真实利润,他们更热衷于增加报表上的收入。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虽然可以解决与美国安然公司倒闭丑闻相关的一些问题,但是对于股票期权方面的问题却一筹莫展。由于股票期权并不被视作支出,所以股东们并不会十分在意这些股票期权的去向。这鼓励了公司通过股票期权来支付经理层员工的高额薪酬。不过股票期权的利用会引发会计丑闻。

除此以外,经理层员工只参与股票期权的分红,而不承担损失,而且类似的奖金分工计划在金融市场也十分普遍。这一切都使得高风险投资具有强烈的吸引力。高风险投资可以在短期内获得更多的利润,换言之,员工的收入也会增加,而亏损则由其他人承担。在某种意义上,经理层管理人员乐意进行风险投资,更严重的问题是,他们鼓励高风险投资。

会计制度结构使这些问题不断恶化。银行一旦在今天记录了这些利润(经理层管理人员的薪酬正是与这些利润挂钩),潜在负债就会从资产负债表中去除。

会计公司的激励

安然和世通公司的丑闻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会计(以及审计)公司的激励问题和他们明显的利益冲突。会计公司受雇于公司的CEO,他们的收入与咨询服务相挂钩,所以他们乐于通过夸大公司利润的方式取悦CEO。因为公司利润高了,公司股票的价格也跟着提高,也就意味着CEO的薪资也会提高。为此,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规定了会计公司只能受雇于公司董事会的审计委员会,并且限制他们为公司提供会计以外的服务。当然,很少人认为这个法案能完全解决问题。董事会包括审计委员会还是被CEO所掌握着,它们通常依赖于CEO的判断而立足于世界。于是,会计公司还是会有取悦CEO的倾向。这可能是为什么会计公司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地曝光公司那张失去平衡风险报表的原因之一。

证券化

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公司经济越来越倚重于市场、包括证券市场,而逐渐减少了对银行信贷业务的依赖。公司更多地关注市场各种的风险投资能力。有的人认为,现在的市场收集信息的渠道更加多样化,所以市场的信息处理能力也更强。但是证券化创造了新的信息不对称。银行为了保证那些向银行抵押借贷的公司能够还债,他们会对这些公司采取保护措施。在证券化的环境之下,公司的创立者倾向于生产一堆股票以出售给其他人。

当借贷者无法偿还债务的时候,与其违约,一种双方互利的做法就是重新协商。但是在证券化的环境下,重新协商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债权人增加了,他们的利益难以一致。有的人相信,只有经过相当艰难的协商,双方才可以利益折中,而且一部分的债务还会被拖欠。特别是当那个承担风险的人不能完全相信那些管理债务的人会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他们当心他们的动机不能完全符合债权人的利益要求,所以以上一切都会成为重新谈判的限制条件。此外,银行有更丰富的“信息”背景去考量这个问题;他们可以更容易地判定这个违约是否属于“策略性违约”(借贷者只是想减轻他的债务),或者衡量这个调整后的债务(也就是延长还款日期)是否能够让借贷者最终全部清还债务,还是决定让借贷方的债务累积下去。美国人有好争斗的传统,在这背景下,重新谈判是相当困难的,任何一个债权人都有可能会起诉那些要求重新谈判的公司,因为债权人认为借贷者应该比现在做得更好。

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次级贷款的证券化催生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房贷被投资银行所购买以后,重新包装,部分卖给其他投资银行和用作养老基金或其他用途,另一份则保留在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中。回顾过往,这一系列过程会产生巨大的风险。由于房贷经历了一连串的处理和再处理阶段,人们很难从中分析清楚目前的状况。

评级机构的激励

在1997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评级机构由于失误而受到了大众的谴责。它们低估了东亚投资的风险。尽管在当时评级机构已发展得十分成熟,但是东亚资产的贬值使它们不得不以养老基金和其他信托的方式变卖资产,从而使金融市场变得更加不稳定。根据过去的历史,巴塞尔协议II给予评级机构如此大的压力是十分奇怪的事情。在2007~2008年的次贷危机中,评级机构又再次失算了。

问题的部分原因依然是受到了激励:评级机构受雇于那些委托他们进行评级的公司,为了取悦委托者,它们自然会给这些委托者“好的分数”。在激励之下,评级机构相信投资银行进行“金融炼金术”的功力,它们可以把F等级的资产变成A等级。但这又与古代的炼金术士有所不同。古代炼金术士相信只要研制出把铅转变成黄金的方法就可以获得大量的金钱,但终归是一场梦。而现在的“金融炼金术”通过转化这些资产,确确实实制造了大把大把的金钱。

新的利益冲突: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 Steagall)的废除

在法案废除的讨论过程中,评论家们担心这里面会产生新的利益冲突。主张废除的人说:“相信我们。”此外,他们还承诺会建立一道如长城般坚固的围墙以确保没有越权。评论家们却对此产生怀疑,如果“长城”真能有效运作,那么范围经济里面有关合并的理论都只是一纸空谈吗?

投资和商业银行界限一旦消除,无疑会产生更多的利益冲突。这一点在世界银行/安然的丑闻事件中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例如,同一家银行集团的商业银行可以借钱给它们投资银行所投资的公司上市,使这一切看起来更具有“生命力”。

这些利益冲突可能并不是问题的核心,但显然它们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在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事实上,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关系确实越来越密切,这使得美国联邦储备局必须担保贝尔斯登银行。这不仅因为许多投资者的财富危如累卵,更重要的原因是,如果贝尔斯登倒下了,美国的整个金融系统也将会崩溃。

而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融合毫无疑问将是造成这次崩溃的一个原因。毕竟商业银行保守主义的传统与投资银行投机取巧的本质是水火不容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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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斯蒂格利茨   编辑: 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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